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GDP贡献率逐年提升，但结构上还存在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转型步伐。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可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应从服务业内部结构入手，加快服务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厘清不同类型服务业的逻辑关联

现代化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显示，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内在联动性。具体而言，凡是进入高等收入行列的经济体，均呈现出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越第一和第二产业之和且保持水平相对稳定的特点。该类经济体在服务业结构上呈现出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协同发展的样态。截至2018年，我国服务业对GDP贡献率已达59.7%，但其总体占比的增加并未带来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现阶段服务业增加值的规模效应主要来自以金融业为主的传统服务业，难以切实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导致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服务业占比的上升也易引发服务业成本的上升，导致“鲍莫尔成本病”。而产生“鲍莫尔成本病”的根源在于，公共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被视为劳动生产率的“停滞部门”，当劳动力不断向该类部门集聚时，易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能仅通过增加服务业总体占比，还需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类型特点，将三者进行合理配置和结构优化。

实现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重新认识不同类型服务业的作用及其逻辑关联性。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度最大，而公共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也并非劳动生产率的“停滞部门”。既有研究发现，将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ToB）而非最终产品（ToC）时，经济增长趋势不但不会停滞，反而有可能继续攀升。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公共性服务业所培育的高水平人力资本。高水平人力资本有助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由低端劳动密集型转向高端技术密集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又可推动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同时，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也可进一步提高消费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并反哺公共性服务业，进而推动公共性服务业的发展。公共性服务业的主要作用在于培育人力资本，其中，高水平人力资本流向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低水平人力资本则流向消费性服务业，促进消费型经济的发展。而公共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作为最终产出，其所包含的健康、养老、医疗和旅游等因素也将直接带动经济增长。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会带动公共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消费升级，进而推动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切实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

针对当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可基于不同类型服务业的特点及其之间的逻辑关联性，以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来推动经济转型。

第一，以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是公共性服务业提高其他类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媒介，需通过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当下，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对突出，这就要求进一步拓宽教育资源的供给渠道，保障教育资源供给的相对均衡，实现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基础教育层面，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地方不同层级财政教育支出的调节作用，逐步缩小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教育资源分配差距。在高等教育层面，可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建立针对科研院校重大科技理论创新和开展基础性研究的激励机制，为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才智潜能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工作实践中所产生的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在科学理论与技术创新中发挥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加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同与优化，有助于形成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分配格局，进而全方位提升人力资本的存量与增量水平。

第二，注重对核心与尖端技术的研发投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通过创新型人才集聚和大量研发资金投入，以核心与尖端技术突破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生产效率的提升难以承担服务业占比提升带来的相对成本，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实现技术突破，可大幅降低“鲍莫尔成本病”的负向效应。具体而言，对于沉没成本较高、攻关难度较大且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或较好社会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应主要由国家力量承担，强化国有企业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等重要领域的技术研发能力。对于研发成本相对较低，且给企业和社会带来较大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可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研发投机行为等方式，为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营造良好氛围，并对其技术成果商业化提供政策支持，进而激活民间资本、创造良性资产。

第三，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新的消费需求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作为人口大国且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内需动力不足一直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提振国内消费能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成为当务之急。这就要求围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战略部署，通过优化税收结构、增强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和进一步完善慈善捐赠制度等方式，逐步缩小地区间、城乡间和不同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切实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能力，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时，以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新消费需求催生新消费模式，带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第四，促进不同类型服务业的互动融合。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紧密关联、缺一不可。公共性服务业是培育人力资本的基础机制，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离不开高水平人力资本的支撑。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也是提升消费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基础，并间接推动公共性服务业的发展。同时，生产性服务业还是制造业的“黏合剂”，是承接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因此，建立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互联互通平台，有助于人力资本向上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提供创新性人才支撑、向下与消费性服务业融合产生消费型经济，由此依托服务业自身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